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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安置难题需要实现三个转变
解决安置难题需要实现三个转变
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14-04-29 14:32:05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
解决安置难题需要实现三个转变


   军转之变

  作为一种方向,自主择业型转业正在逐渐推开,但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业难的大环境制约,要想彻底解决安置难题,需要实现三个转变:由政策分配变为制度分配、由政府分配变为市场分配、由地方分配变为中央分配

  

  崔新国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。正确的表述应该是:他顺利退伍了。

  安置:老路难行

  关于军人离开队伍,有多种说法:转业、复员、退伍。他们具体的指称是不一样的。

 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:军队是保家卫国的神圣护卫,进入军队,就成为特殊身份的人——军人;回到地方社会又恢复原来的身份,叫复员;军队服役期满了后,退出队伍,叫退伍。现在军队也进行职业化,军人也是一种职业,从军人到社会上的工作者,是工作行业改变,也叫转业。

  更明确地说,在职军官退出现役到地方叫转业,在职士官退出现役到地方叫复员,义务兵退出现役到地方叫退伍。

  当了两年义务兵的崔新国,回到家乡只能称为退伍。国家相应地要对他这样的城镇户口的兵进行安置。

  而农业户口的士兵倘要转成非农业户口,则只有在成为志愿兵的情况下方有可能。

  按照《兵役法》规定:家居农村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,由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。

  这是中国军队基层士兵的安置办法。

  相对来说,崔新国的去路还是比较好的。他成功地获得了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,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。

  他属于这个群体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。绝大多数退伍复员转业军人,选择的是一次性领取退伍安置费,自谋出路。据国家有关部门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,当时城镇退役士兵实际得到政府安排工作上岗的比例,大中城市约为30%?40%,农业县市一般在15%?20%,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下降。

  他们都是安置工作比较好解决的一群。类似于崔新国这样才20岁的“小伢子”,年轻力壮,有的是时间与机会。

  真正难解决的一群是师团级。其间原因,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向记者解释,等到该转业时,师团级干部年龄都已经在40岁上下,面临工作、房子、退休等一系列问题,转业所面临的风险与落差都将远远大于年轻人,也比年轻人保守。

  当然,对他们要完全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在今年6月18日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,中央军委委员、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表示,“要继续突出师团职转业干部这个重点,从优安置功臣模范和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转业干部。”

  按照《兵役法》,国家对这些转业军人进行指令性安置是理所当然的。根据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的数据,全国三年共安置军队转业干部25.6万名,安置随调随迁家属6万余名。

  在领导的重视下,地方政府各出其招对转业军人进行有效安置。按照河南省2002年出台的《关于全日制大学生入伍服役、退伍安置的优惠政策》:全日制大学生入伍后,纳入干部管理轨道,服役期间计算工龄、干龄;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或被评为“优秀士兵”者,退伍后报考公务员给予加分,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。

  2006年底《解放军报》引述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提供的一份资料称:从2001年至今,河南省先后有1917名全日制大学生入伍参军,其中1316名退伍返乡,有784人被录用为公务员,占近60%。

  当然,这种安置得以实现的前提是,地方政府领导能够克服许多困难。“指令性计划安置,在很大程度上透支着政府的行政资源。总有人相信那是无限的。”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、大校公方彬教授说。他向记者表示,“传统的军转安置办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。”

  据《中国市场发展报告》1995年的不完全统计,1994年安置的退役士兵人数即占到全国净安置就业人数的大约15%,其他年份,也大都维持在10%上下。

  有官员称,安置工作已经成为比计划生育还难的“天下第一难事”。

  而一位军转官员则告诉记者,现阶段的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是“三头”:接收部门摇头,各级政府挠头,安置部门皱着眉头。

  济南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,全国每年约有10多万城镇退役士兵因安排不了工作滞留社会,成为待业青年,且逐年累积增多。而据总政信访局统计,2002年退役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问题到总政信访局上访的有30批630人;2003年上升到53批825人;2004年达到142批2098人;2005年截至5月底,就又有56批1051人。

  变化的形势

  安置不易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  首先是政府可以动用的行政性安置资源是越来越少了。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,在人员安置上的“机动能力”都越来越小。

  退伍军人很大的一个去向曾经是国有企业。但在1989?2002年,全国国有企业数量由10.23万个减少到4万个左右,职工数由原来的8000多万减少到4000多万,在职工队伍中的比例已不足21.5%。

  在大量自身职工下岗的时候,想要安置退伍军人,实在是勉为其难。按照《兵役法》的规定,退役士兵由政府指令性安置。这样便出现拿着《兵役法》的退役士兵被拿着《企业法》(规定企业有经营自主权)的企业主拒收的局面。而那些接收的企业,不是效益不好,就是即将倒闭的,分配进去的风险甚至还要大于不被分配。

  与此同时,政府机构精简。中国庞大的行政人力成本支出曾屡屡被社会各界所诟病。从1998年开始,中国政府推行机构改革,政府编制被大量冻结。而同时公务员制度改革,凡进必考。以前成为安置复员转业军人主力的公检法机构,随着专业门槛的升高,也不再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。在此背景下,复员转业军人想进政府序列捧起“铁饭碗”,等于千军万马踏上独木桥。

  事业单位,同样也正面临着减员增效的改革压力。

 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对复员转业军人,政府面临着全方位的安置难题。

  军队本身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。在军人职业化的西方,军队是一个精英云集的群体,军人们享受着军队提供的高额薪水。美国普通士兵平均年收入约为3.22万美元,军官平均年收入约为6.42万美元。相比之下,美国国民平均年收入约为2.83万美元,比普通士兵的平均年收入少近4000美元;小公司经理平均年收入约为4.5万美元,比军官的平均年收入少近2万美元,美军的这些收入还不包括享受的各种保险及税收优惠。而且转业的时候,他们往往是各大公司猎头早就盯好的对象。

  在中国,一方面,裁军的压力空前巨大。从1950年到2005年,中国经历了十次大裁军。1985年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。到1987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.8万减到323.5万。之后,又作了进一步裁减。至1990年,全军总员额减到319.9万。1997年,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,使中国军队规模降至250万的水平。2003年,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,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。

  另一面,在就业市场上,军人已经不再具备优势,有时甚至还处于劣势。虽然军营是个大学校,但是,军营毕竟自成体系,军营的历练只是经历而不是职业经验的积累。

 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,退役士兵的职业素质与用人单位要求不相适应加剧了“安置难”的矛盾。退役士兵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,大多达不到其档案记载的学历水平。而知识和技能的欠缺与不对口,又使得退役士兵畏惧参与竞争,依赖国家安置,并且对政府安排工作有很高的期望值。

  在入伍时,很多士兵本身盯着的即是可以安置的规定。不少农村青年现在没有了参军积极性,因为回家还是种田,不如出去打工,反而是城镇的一些年轻人,由于就业难,便采取以参军的方式来“曲线就业”,这又使得城镇义务兵比例过高,增加了将来的安置难度。襄樊军转办的负责人说,城镇入伍士兵,大多不是家庭难以管教,要送进军营去磨一下的,就是为了图个将来有个安稳的工作。

  而且随着对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地户籍的放开,更使得安置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区。

  以北京为例,从2004年至今,三年来中央给北京市下达安置军转干部总数为1.5万多名,其中计划分配军转干部1.2万多名,自主择业军转干部3000多名。安置到市级单位的占总数的46%,安置到城八区的占总数的44%,安置到远郊区县的占总数的10%。

  安置难,使得一到转业时期,即将转业的军人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心态调整。

  已安置者的新问题

  新的社会形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新转业的军人。那些当年进入企业的军转干部,也开始面临新的难题。

  这些原本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复员转业军人,当年退役后纷纷被安置进企业。但是,随着企业改制,他们又往往因为年纪大了,相当部分被解聘或一次性买断。而他们往往是拖家带口,很多生活陷入困境。

  于是,很多人拿出当年的文件,要求恢复一个身份(干部身份)、两个待遇(政治待遇、经济待遇)。

  2002年、2003年,针对企业军转干部的现实困难,中央先后发布了几个文件,提出进一步落实完善针对企业军转干部的解困政策。

 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分析说,之所以提解困政策,是为了避免企业内部的矛盾。“企业别的职工会有意见:都是企业职工,凭什么你有我就没有?”

  但是,解困政策在使得企业内部的矛盾不致突出的同时,却使得志愿兵的矛盾空前突出。

  按照规定,这些志愿兵在复员之后,所应该享受的待遇都是参照干部标准的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复员后也被分到企业,而等到企业改制或者破产时,他们正是年纪大了的时候,于是被解聘或者一次性买断。面对企业军转干部所争取到的待遇,老志愿兵们同样感到非常不平衡。

  闻知本刊在做相关报道,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,有近三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兵给记者电话,要求记者反映他们的疾苦。

  对于这些企业军转干部和老志愿兵所反映的问题,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说,有的确实出于生活困难,有的则是心理不平衡。

  突围路径

  今年,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,民政部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5个政策性文件。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》,从今年8月1日起,在现行抚恤补助标准的基础上,残疾军人抚恤金提高30%,高达到每人每年18900元;烈属定期抚恤金按城乡分别提高了20%和15%,高达到每人每年6000元;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提高了20%,高达到每人每年13680元。

  这也是1998年以来国家连续第9年提高抚恤补助标准。

  同时,民政部还与财政部、人事部等5部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做好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》,与财政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卫生部4部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印发〈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〉的通知》,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保障政策的通知》,与建设部、财政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1993年至1999年军队复员干部住房政策和做好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》,力图从方方面面解决安置问题。

  为保证这5个政策性文件的贯彻落实,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及时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优抚对象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》。此外,中央财政还安排1亿元专项经费,为残疾退役军人更换新型假肢、残疾人专用三轮车、轮椅等辅助器械。

  与此同时,人们也在探索和实践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安置难题。

  传统的计划指令性安置就业,除了本身操作上的困难外,它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在遭受质疑。

 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在2006年撰文指出:“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的情况下,退役军人的指令性行政安置,是试图仍然以单位保障代替社会保障的行为,这就不仅人为地继续维护了退役军人保障权利的不公平性,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,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,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。”

  从2001年开始,国家对军转安置政策进行改革,在对团级以上及有20年军龄的营级干部,在对他们的生活保证的情况下提供一些资金和条件,鼓励他们自主择业,并相继出台了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》《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暂行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《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退役金发放管理办法》。

  这一改革很快就产生了影响。在政策推出的当年,很多转业干部都选择了自主择业。今年8月1日,由中共南昌市委、南昌市人民政府、亚洲会展节事财富论坛 、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知名军旅企业家高峰论坛举行,有近三百出身军旅的企业家应邀前往,其中相当多就是前几年选择自主择业的转业干部。

  但是,一些地方相关的数据表明,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业难的大环境制约。在短暂的自主择业高峰之后,更多的师团级转业干部还是更倾向于选择计划安置的方式。

  这种选择更多的源于现实的理性考虑。毕竟创业的难度与风险都很大。

  但是,作为一种方向,自主择业正在逐渐推开。

  针对当代中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,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那位负责人评价说,“突出特点是计划性、强制性和封闭性。”

  而这种局面要得到改变,他说,就必须充分借鉴外军经验,实行“三个转变”:由政策分配变为制度分配、由政府分配变为市场分配、由地方分配变为中央分配。★

  军旅制造

  在中国,对民众而言,军人的意义从来不仅止于保家卫国。

  曾经的辉煌

  从“十送红军”到“母亲教儿打东洋,妻子送郎上战场”,从“南征北战”到“谁是可爱的人”,军人在中国民众心目中,一直充当着榜样与英雄的角色:

  董存瑞、邱少云、黄继光、史光柱……

  战争成就了军人的辉煌。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英雄们,成为了一种符号。在不同的年代表现出不同的意义,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:

  军阀混战时期,在打土豪、分田地的追求下,当红军,闹革命,是对旧社会“反抗”的同义词;在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是申张民族大义、坚持抗日的代表;在解放战争时期,解放军是推翻三座大山、赢取解放的主力;在抗美援朝中,志愿军是不畏强敌、不怕牺牲的楷模;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,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击侵略、有理有节的威武之师。

  人们把一个社会为狂热的感情给予了军人。

  由军人作表率的英雄主义情结弥漫于中国社会。“当兵不怕死,怕死不当兵”,无数为优秀的年轻人,纷纷在“爱国主义”“理想主义”和“英雄主义”的号召下,伴随着血染的风采,参军入伍。

  军人改变着社会,同时社会的优秀青年,也在改变着军队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、大校公方彬教授说,“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,总是胜利者。”

  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,军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生活。

  六七十年代,社会上为时尚的装束莫过于上衣板绿,深蓝黑色的裤子,肩背军挎包,再别上个红五星。在那个年代,数亿的中国人,都以拥有一套军装而自豪。社会上流行“吃菜要吃白菜心,嫁人要嫁解放军”的说法。

  到了80年代,对越自卫反击战再次激起人们对军人的敬仰。著名战斗英雄史光柱从老山走来,走进了198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,一曲自己作词的《小草》,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??”传遍大江南北。“亏了我一个,幸福十亿人”的壮语响彻神州。

  90年代,一场大洪水再次检验了人民子弟兵的威力。虽然在和平时期,但是,经常担负的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、国防施工和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等急难险重任务,使得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。

  每一个时代,军人都把他们的印记深深地刻在社会的记忆里。

  但是,从某种意义上说,和平是军人的坟墓。当战争不再是社会的焦点,自成体系的军队不再时时刻刻和民众发生关系的时候,那些退伍、复员、转业的军人就成为了民众了解军人的一个更为直接的途径。

  这个时候,商业与技术精英正站在中国社会舞台的中心。

  安置难,成为横亘在军人与英雄之间的一道坎儿。

  当代的现实影响

  实际上,在备战备荒逐渐远去,冷战格局也消失之后,中国军队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民众的面前:

  抗击“非典”、抗洪救灾、载人航天……

 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说,相较于国外军人的职业化特点,中国军人担负着更多超过作战的功能。

  这种传统,衍生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从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到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“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”,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感受军人的同时,也开始一种更为人性的眼光来看待英雄。不再是血与火中的钢铁英雄。

  甚至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后,人们的英雄情结再一次被唤起。一系列的电视剧开始在大陆热播: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《亮剑》《军歌嘹亮》《垂直打击》《士兵突击》。在世俗的生活中寻求价值的人们,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军人。

  而那些已经从军营中走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们,则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演绎着军人的风采。这种传统也是很久远的。

  在解放初,曾有一个转业潮,大批军队干部脱下军装去主持地方工作,还有众多的建设兵团就地转业,成为一个地方建设的生力军。“文革”中间,人民解放军“三支两军”(支左、支农、支工、军管、军训),一些干部到了地方成了地方一些单位的革委会成员,后干脆就在地方上转业了。

  不同的时代,那些已经脱掉军装的老军人,都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。

  就是现在,在那些站在大众追逐舞台中央的企业家中,军人也有相当的地位:

 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拥有5年军龄,这成了他一生的骄傲。海尔的张瑞敏也出身行伍,还有华为的任正非、万科的王石……

  柳传志说,“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,但不是全部;这一定的关系之中,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一定的关系。”

  军营塑造了这些企业家别具一格的气质。研究企业的人发现:意志坚定、头脑敏锐、雷厉风行、气宇轩昂,这些军人的品质,正是商业领袖所需求的。

  许多人曾引一位将军的话:“没有什么路比从军的路更能磨练人的意志,没有什么职业比军人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,没有什么学校比军队这所大学校更能培养和造就人。”

  而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军人锻造出这些品质来,也成为一支军队实力与地位的象征。

  “二战”以来,美国著名的三所军校:西点军校、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,已经培养了1531位500强级首席执行官、2012位公司总裁、5000多位副总裁,以及数以千计小公司企业家。

 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•德鲁克以及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•韦尔奇曾被问及同一个问题:在培养领导者方面,谁做得好?他们的答案既不是哈佛商学院,也不是通用电气,而是美国军队。

 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,中国军队将怎样继续他的传奇,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  更高的要求

  要继续一直以来的辉煌与传统,那就需要军队这个大熔炉,能够吸纳这个社会为杰出的年轻人。

  但是,在没有战争血与火考验的和平时代,军队本身的吸引力也需要不断的提高拔升。凝聚人气的,公方彬说,那就是军队的核心价值观。

  这个核心价值观,要既能体现军旅特点,又能契合社会时代特色。只有当它成为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,并且能够引领时代的时候,军队才能永葆青春,成为一个社会真正的长胜军。

  公方彬认为,这个核心价值观包括:使命、忠诚、纪律、牺牲。

  而这不光是一个口号的形成。它需要一系列的改进。既有军队本身的,也有后勤服务保障等各方面的。

  而相应的社会环境仍然存在。在今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前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举行的一项针对全国青年读者的调查显示,当代中国青年普遍尊军爱军,1508名参与者中,86.5%的人表示“愿意成为一名军人”。★

作者:记者/何忠洲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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